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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朋友們讀到我有關學術評價與有關學術期刊研究的文章，經(jīng)常鼓勵我。李伯重教授也對我說，你可以把近幾年相關的文章收集一下出個集子，會受歡迎的。但一因我惰性大，不愿意收拾，二因整天忙忙碌碌，實在顧不上。幾個月前，徐鋒君索性寄來一紙合同，我聽命簽署了；沒想到徐鋒君更厲害的一招是，叢書廣告隨后也打了出來，結果不少朋友詢問并索書。到此，我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再拖下去了，于是就有了這本小冊子。

人文學術危機是一個老話題，談了很多年了。我意識到作為普通學者，人微言輕，談與不談都不會有太大的作用，但我更相信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于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我試圖努力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應該說，我多年的編輯職業(yè)也讓我有條件、有能力、有經(jīng)驗去做一些學者所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比如，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的時候，我曾組織過關于學術規(guī)范問題的討論；鑒于書評多是吹捧阿諛之作，我建議《中國社會科學》取消了書評欄目。這些經(jīng)歷使我意識到，編輯這個工作特別重要，特別有意義。

不過，就我個人志趣而言，我依然鐘情于學術。因此，這么多年來，我寫的大多都是專業(yè)文章，我只是把編輯作為我的一部分工作。后來有兩個契機促使我越來越關注并撰寫與編輯、期刊相關的文章，第一個契機是2012年原新聞出版署頒布《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這個文件在新聞出版行業(yè)尤其在學術期刊界引起巨大反響，因為此文件規(guī)定所有學術期刊編輯部都必須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完成“轉企改制”的任務，也就是說這個文件砸了編輯的鐵飯碗。我贊成期刊編輯部體制改革，但不贊成學術期刊完全面向市場的這種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因為這種不切實際的改革方案不僅違背了學術期刊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且也不符合我們的國情。在此背景下，我與朱劍合作，一個月就撰寫了《中國高校學報傳統(tǒng)析論——以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為中心》長文，此文對新聞出版署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是我關于期刊研究的第一篇比較規(guī)范的文章，我也從此開始關注期刊研究。第二個契機是學術評價問題越來越成為學術界及相關管理部門關注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過于復雜，以至于純粹的學者和管理部門實際上都沒有辦法給出一個讓大家滿意的方案。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復雜，是因為學術評價與出版和編輯的關系極為密切，因此在學術評價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出版與編輯是很重要很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如果學術期刊和編輯不積極主動介入，很難拿出一個讓各方滿意的答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申請到教育部一個委托課題“學術期刊協(xié)同創(chuàng)新與人文社科科研評價體系構建”，從此我特別注意把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結合起來思考，并陸陸續(xù)續(xù)把自己的想法寫了出來。上述內(nèi)容，也構成了這本小冊子的主體。

目前中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存在的問題，是人文危機最直接最本質的表現(xiàn)之一。學術期刊是學術成果最主要的載體，學術評價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實際就成為學術期刊評價問題，也就是說，要解決學術評價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學術期刊評價問題，二者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理解此點，也就理解了為什么近年學術期刊總是成為學術評價的焦點，為什么人們對所謂“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那么關注。

我從事編輯工作三十余年，其中的甜酸苦辣，只有自己能夠體會。盡管很苦很累，但我熱愛這個這份職業(yè)，我從編輯工作中學習到了很多知識和經(jīng)驗，也認識了無數(shù)敬崗愛業(yè)的同事和朋友，這是我一生最可寶貴的財富。編輯工作之外，我也從未放棄科研，任何一點學術的發(fā)明和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都會讓我感到無比的滿足和自豪。到清華大學工作后，教學又成為我最重要的工作內(nèi)容。編輯、科研與教學，雖然工作量巨大，壓力也很大，但這樣的經(jīng)歷卻使我無形中有了更多的收獲。我不敢說自己樣樣都懂，但對諸如學術期刊、學術評價、學術規(guī)范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有自己獨特的體會和感受，卻是真實的。

危機不可怕，關鍵是要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也正因為如此，我拉拉雜雜寫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文章，希望能對相關問題的解決起到點點滴滴的作用。

序

羅  鋼

老仲從社科院一家“頂級期刊”來到清華，不覺已有十幾年了。這些年里，我們不但是《清華大學學報》配合默契的老搭檔，也是雙重意義上的同事，都一邊做學報的工作，一邊在人文學院教書。然而和老仲的投入相比，我在學報的工作只能算一份兼職，而他則可以說是全職做兩份工作。這還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全職，而是兩份安身立命的事業(yè)。我很清楚他在學報上付出了多少的時間、精力和熱情，甚至一度有些擔心，一個人的時間精力畢竟有限，繁重的學報工作會不會影響他作為學者的發(fā)展。然而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他不但把學報辦得越來越好，成為全國學報界公認的領軍人物之一，而且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上也成就斐然，在學者和主編這兩重身份上都非常成功。令人佩服的是，他不但走出了一條具有典范性的“編輯學者化”路子，還在編輯工作實踐中提煉出了學術，而且是一種“有思想的學術”，這本即將面世的書就是最好的證明。這種在學術和辦刊之間游刃有余的境界，決非一般人可及，從期刊研究的視角看，他的經(jīng)歷本身，或許就值得做為個案來研究吧。

相處久了，在老仲身上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另外一種雙重性。他是山東人，謙謙君子，待人溫和，古道熱腸，有真性情，和他在一起會有如沐春風的舒適感。我想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他的朋友特別多，無論在學界還是期刊界都有很高的人望。與此同時，他的性格里也有嫉惡如仇的一面，那是一種令人肅然的果決和威嚴，略約近于古人所說的“溫而厲”。記得有一次，某位“名家”來稿，被我委婉謝絕后，很快又換了另一篇稿，雖然同樣乏善可陳，但礙于情面，我只好找了一位嚴格的外審專家，希望通過曲線形式解決這個頭疼的問題。沒想到要送外審時，發(fā)現(xiàn)這篇讓我糾結數(shù)日的稿子，早已被老仲直接退掉了。他看稿的眼光非常犀利，對本專業(yè)之外的稿子往往也能做出準確判斷，遇到好稿不問來處，不拘一格，不合格的稿子，不管作者身份多高，他退起稿來都不留情面。

這兩種反差很大的性格面向，在老仲身上毫不違和地統(tǒng)一起來。也正是這種雙重性，型塑了老仲思考和寫作的風格。前些年，他曾經(jīng)在清華推動過一個系列的書評活動，組織學者和作者坐在一起，共同討論一部重要的作品。那時他就提出“建設性批評”的主張，倡導積極、健康、理性、嚴肅的學術批評。這部書稿恰恰可以看做他對這一主張的實踐，破與立，剛與柔，勇與智，相反相成，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學術批評。

這些文章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膽率真，一劍封喉，富于批判性。比如，他敢于批判學報困局背后的體制弊端（《體制與技術雙重壓力下的高校學術期刊》），追溯學報體制形成的歷史根由（《中國現(xiàn)代學術傳統(tǒng)的承載者》《中國現(xiàn)代學術傳統(tǒng)與學術期刊的裂變》），揭出期刊界種種顛倒的怪現(xiàn)狀（《學術期刊與學術研究關系之扭曲》《主輔顛倒：原發(fā)期刊與二次文獻期刊》），抨擊評價機制之荒謬（《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學術評價機制混亂導致學術期刊評價無序》），痛斥評價機構的越位及其危害（《評價機構凌駕于學術期刊之上》《學術評價機構需要給與重新評價》），對學界和期刊界種種亂象之批判，切中時弊，入木三分。

與此同時，他的筆端又帶有一種溫情。那是他性格中的另一側面，也來自他的對學術的熱愛，對期刊的關懷，對理想的堅持。以評價問題為例，盡管他對評價現(xiàn)狀表達了諸多不滿，但并非一味地批判和否定，而是肯定現(xiàn)有評價體制和評價機構的一些積極因素，并希望通過建設性的對話來改善評價（《如何客觀評價CSSCI》），他還對理想中的學術評價進行了初步建構（《學術共同體是建立公平公正學術評價的基石》）。對于學術期刊現(xiàn)狀，他在批判中也有褒揚，其中既有對某種辦刊思路和模式的肯定（《〈文史哲〉的獨特道路：小綜合、大專業(yè)》），也有對學術期刊中某一類文章的期盼（《學術評論：確立健康學術評價機制的基礎）。再如數(shù)字化問題，他雖然對此有過憂思，特別是對數(shù)據(jù)庫損害期刊利益表達過強烈不滿（《學術期刊已被數(shù)據(jù)庫牢牢綁架》），但更多是從期刊如何直面數(shù)字化時代出發(fā)尋找對策（《數(shù)字化時代學術期刊的傳播與應用》），甚至還在積極推動學術期刊的數(shù)字化實踐（《域出版助學術期刊走向真正的媒體融合之路》）。此外，他還敏銳地關注到學界和期刊界的一些小事（《從博士論文抽取部分章節(jié)發(fā)表合情合理合法》《學術論文刊發(fā)前公示不可行》），這些事看起來雖不大，但卻關乎學者和期刊人的切身利益，當大家熟視無睹或習慣性沉默時，他卻站出來為民請命，冷峻的表達難掩內(nèi)心的溫度。

書中寫到了兩位期刊界的友人——張耀銘和朱劍，分別被老仲戲稱為期刊界的“帶頭大哥”和“最強大腦”。這兩位期刊“大佬”也是我素來尊敬的朋友，依我對他們的了解，用這兩個詞來形容可謂恰如其分。其實，老仲本人也兼有“帶頭大哥”和“最強大腦”這兩種特質，這些人物薈萃一時，是期刊界之幸。期待在他們和期刊同仁共同努力下，辦刊環(huán)境和學術生態(tài)能得以不斷改善，也期待在下一個十年里，能看到更多這樣犀利而不失理性和溫情的批評文字。

后記

感謝徐鋒兄的厚愛，允許我將最近十年來有關期刊、評價之類的雜亂想法攏在一起，湊成這樣一個小冊子。

走出校門33年來，我從未離開過期刊編輯的工作，所以很多朋友都把我看作是一個完全的期刊人。這當然沒有錯，我的確一直從事編輯的工作，我也樂意別人稱呼我為編輯。我認為編輯是一個很高尚的職業(yè)，我愿意一輩子都列身于編輯隊伍當中。不過，因為我個人研究的興趣點始終都是在歷史學，所以我又經(jīng)常都感覺到身心是分離的。這么多年來，我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研究，也喜歡寫文章。當然，我撰寫的基本都是歷史學論文，關于期刊及評價方面的文章并不多。對我來說，這種身心的經(jīng)常分離，不是痛苦，而是享受，這也是我大力提倡做“學者型編輯”的一個主要原因。不可否認，同時做兩方面的工作，要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但我執(zhí)著于這樣的體驗而從不厭煩，也沒有任何的抱怨。

促使我關注并撰寫與期刊相關文章的契機，是2012年7月30日原新聞出版總署印發(fā)《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這個文件要求所有非時政類報刊包括學術期刊，要統(tǒng)一改制為出版企業(yè)。這一缺乏調研、罔顧客觀實際的荒唐決定刺激了我的神經(jīng)，我和朋友們連續(xù)寫了幾篇文章進行駁論。我不知道我和朋友們的反對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我看到這個文件最終形同廢紙，壽終正寢。從那時至今，我又斷斷續(xù)續(xù)寫了一些相關的文章，盡管不成體系，但都是我個人真實的想法。

在編輯工作中，我結識了很多高水平的主編和編輯，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我只提及兩位文章合作者。一位是《南京大學學報》原主編朱劍教授，我與他的討論和交流可能最多，也受益最多，他眼光的犀利、論證的嚴密、分析問題的透徹，是我望塵莫及的，他因此被稱為“學報界的最強大腦”；另一位是年輕編輯桑海，他扎實肯干，知識面廣博，在學術界和出版界有極好的人緣和號召力，更是學報界年輕編輯的偶像。我很榮幸能夠與他們合作，我們共同撰寫的文章也部分收在這本小冊子里。

考慮到本套叢書的特點，我把幾篇長文拆成了一些小文章。如果其中有錯誤，那一定都是我的責任。